唐自中叶以后政治、经济等均面临危机教育也无力恢复到贞观、开元

唐自中叶以后，政治、经济等均面临危机，教育也无力恢复到贞观、开元、天宝年代的旧观了。唐代宗执政初年，曾明令诏书，认为“国之大事，戎马为先”。作为贡举都暂时停罢，就更不要说学校教育了。特别在“安史之乱”以后，不少地方的校舍均被驻军损坏，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担忧。永泰二年（），国子祭酒萧昕即上书建议朝廷“崇儒尚学，以正风教”。代宗据此下制曰：“治道同归，师氏为上；化入成俗，必务于学。……顷以戎狄多虞，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闵焉。”在代宗看来，复兴学校必须调动各级官吏及有关人士的积极性。因此，他敕令诸道节度观察都防御使等子弟到京师入学，宰相朝官六军诸将子弟欲入学者可补国子学生。政府官员本人凡愿入学读书者亦可应允。经过一段努力，国子学基本恢复，配备设施，如祠堂、论堂、六馆院，以及官吏居所等一应俱全。

唐德宗以后，财政更加困难，佛事更加大耗费，尽管有宇文炫、韩愈等上书请废佛事振儒学，但都未能如愿。宪宗执政后致力中学大业，在元和二年（）时重定国学学生员额，据当时统计，东西两监共有名生员，比起贞观年间的人和开元年间唐玄宗定《六典》时的余人均相差数倍之多。其后，文宗、懿宗、昭宗等朝均试图发展学校教育，但已无回天之力，甚至从百官俸银中抽钱助学，国家已无力负担国学维持和发展所需要的财政开支。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庚戌，国子祭酒郑余庆以国学荒废日久，生徒不振，奏请取文官俸给修两京国子监。凡现任文官一至九品，外使兼官正员官者，每月从所请料钱中每贯抽十文，以充国子监修造先师庙及诸室宇，缮壁经公廨，得到了宪宗的应允。咸通九年（）国子祭酒刘允章上书，建议群臣捐输光学钱以修庠序学校，得到了懿宗的支持，规定宰相交钱五万，节度四万，刺史一万。至昭宗大顺元年（），在黄巢起义失败之后，朝廷又再一次根据国子祭酒孔纬的上书，请内外文臣自观察使、制使，下及令佐，于本官料钱中缗抽十文助修国学。

唐末五代，群雄割据，政局紊乱，朝代更替频繁，学校教育及有关制度较之隋唐之际到“开元盛世”已相差甚远。五代时，各方面情况没有多少好转，唐末助资兴学之举仍在行用。如后梁开平三年（）因无钱修葺文宣王庙，国子监奏请“在朝及天下见任官，俸钱每贯克留十五文”。其后此举作为定例，并进一步规定，初补监生交束惰钱二千，及第后交光学钱一千，当监诸邑举人及第后，须到国子监交光学钱，由监中出给“光学文钞”，持此为凭方可赴南曹参选。

在五代各朝中，后唐对学校教育较为重视。庄宗同光元年（）曾设国子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二员，分掌教育之事。明宗天成二年（），太常丞段颐请博士讲经，试图振兴文教。三年（）正月，中书门下奏：“祭酒之资，历代所贵，爰从近代，不重此官……望令宰臣一员兼判国子祭酒。”于是敕令宰相崔协兼判国子祭酒之职。崔协上任后奏请每年只置监生二百员。这二百员不系时节，有投名者，先令学官考试，较其学业深浅程度，方议收补之事。后唐以后各朝国祚很短，虽有国子之设，但学校十分衰微。至后周世宗显德二年（）朝廷在大梁天福普利禅院重新营建国子监，并营建学舍，成为后来宋代国子学的所在地，而在当时并无大的建树。

隋唐五代的教育主要是注重儒学的教育，学制系统基本上是围绕儒学的基本精神建立和发展的。汉末魏晋以来，佛学、道家思想均有很大发展，对学术及社会生活冲击很大，严重威胁着儒学在教育和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不仅一些文人兼通释道理论，提倡“三教合一”，就是帝王之君也时有尊崇佛道之举。隋文帝在兴废儒学方面的反复即是典型的例子。隋朝短暂地一闪而过，虽没有在文教方面留下多少遗产，但却给唐初的封建帝王和文人学者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教训与启示。唐初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科学文化进步的同时已着手振兴文教事业。唐太宗李世民自幼熟读儒家经史及文学之书，与儒家学者房玄龄、杜如晦、薛牧、陆德明、孔颖达等经常在幕府讲论儒家治国之道，并明确指出其所好惟有尧舜周孔之道。武德九年（），李世民在即位后的一个月中便在弘文殿聚四部书，在殿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为学士，召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学生（《旧唐书·儒学传》）。贞观元年（），唐太宗开展了全面的建设事业，在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风范，开辟了领域，被后世奉为治世明君。

在初唐的年中，统治者摒弃了隋朝弃儒佞佛的作法，在“三教并重”的基本政策中突出了儒学在文教事业发展中的统治地位。在这一良好的背景环境中，儒学逐步完成了对前朝文教事业，特别是经学教育思想的总结和集大成的工作，出现了儒学统一和复兴的局面，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儒家领袖人物。随之便有《五经正义》、《经典释文》等一大批重要的儒学经典问世，为唐代及后世提供了权威的教材和标准的科举考试答案。

在唐代，佛教是与儒学竞争统治地位的主要对手，如何对待佛教是儒学生存与发展的一个传统的课题，也是整个隋唐五代人们关注并想妥善解决的重大课题。自唐太宗以后，崇佛崇道之风不断兴盛起来，一方面统治者看到佛道思想有许多可取之处，可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另一方面许多文人学者看到佛道思想及学术成果有许多可资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因此，不少人提出过以儒为主，合汇三教的积极主张，揭开了隋唐五代儒学思想矛盾、变化和发展的序幕，成为宋代理学思想的渊源。这一时期的儒学发展形态甚至可以被称之为“前理学时期”的儒学。

中唐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以经学为主要内容的儒学受到佛道思想严重冲击的时期。当时颇有社会影响的文学作品虽包含儒学传统和许多尽孝、忠君、报国的内容，但由于杂揉佛道及百家思想，已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儒家经学教育的影响，许多内容都已越出儒学的樊篱之外，使统治者和许多儒家学者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如何对待佛道影响，如何振兴和发展儒学成为人们议论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人们对经学教育的衰败，以及经学与科举考试制度的关系提出了批评建议；另一方面，人们又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融汇三教，援佛道而入儒的问题，认为儒学的改造势在必行。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中唐时期的韩愈、李翱、柳宗元等人，及晚唐时期的林慎思、皮日休等人。由此可见，中唐以后并非儒学的全面衰败，而是儒学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的知识分子既有很强的危机感，也有很强的创造意识和兼容胸怀。如创立儒学道统，引入佛道的思想资料和思想方法，深化传统儒学教育的理论和观念等等，在儒学发展的历史上有着许多独到之处。

唐末五代之时，儒学基本上完成了兼容佛道，发展自身的改造过程。由于当时危机四伏，战事连绵，社会问题众多，所以改造儒学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当时的官方经学教育虽不及前朝兴旺，但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和经书的普及，使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更加深入民间。即便是在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儒学始终占居统治地位。当时的儒家文士虽然在思想上继承中唐各家之说，但也能针对当时社会及思想界的时弊，产生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思想。宋朝乃至清朝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指出，如果没有晚唐皮日休、林慎思等人的努力，王通、韩愈以及传统儒学的思想就很难对宋学施加影响，充分肯定了晚唐诸家儒者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