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一种流言莫名其妙，这种流言说，张居正和高拱关系密切，是高

更有一种流言莫名其妙，这种流言说，张居正和高拱关系密切，是高拱的忠诚走狗。高拱当年对皇上不敬，张居正也不会尊敬到哪里去，迟早会有冒犯圣颜的那天，这种人不宜留，不宜用。

对流言蜚语，张居正一向是等闲视之。可南京方面的流言太厉害了，已经传到北京。张居正无奈之下，只好放下架子，向南京都察院的长官写信辩解。他说：“张进酒后打人一事，只是治安案件，和内廷、外廷根本扯不上关系。这种小事，张进和被打的人完全可以私下调解。皇上处理那几名言官，也是依法办理，并无出格之处。言官见风就是雨，想引起皇上的注意，这本身就不配做言官。”

张居正还说：“我和冯公公之间并无深交，真有交集，也是为国家政务。至于我给他送礼，实在是胡说八道。我的俸禄有限，又拒绝收贿，昂贵的礼物从何而来？”

张居正的解释无济于事，流言纷纷，漂洋过海，简直要传到北极去。

流言固能杀人，但杀的人都是意志力薄弱的废物，流言杀不了张居正。隐藏着的反张居正力量认为还是该真刀真枪对付张居正。因为一个太监，张居正被推上了被攻击的擂台。

余懋学出招

余懋学是江西婺源人，脾气臭得一塌糊涂。只要遇见不平事，马上撸胳膊挽袖子就要上阵，嘴上也没有道德，所以获取了“快人快语”的名气。

张居正促成俺答汗封贡的1568年，余懋学中进士，在地方担任官职几年，把当地的官员全部得罪。在无数人的围攻下，余懋学被贬到南京户科做言官。

张进事件发生时，余懋学没有动静，大概是多年来快人快语的行为给他带来了很多不便，所以他长了记性。可张进事件不了了之后，他耐不住冲动，终于秉性复发，把一肚子不忿咆哮到纸上，传送中央政府。

余懋学攻击的不是张居正本人，而是考成法。他说，实行考成法后的确很有成效，大小臣工，尽心奉职。可是，为政太严，法规太密，会让官民动辄得罪，谨小慎微，丧失生气。所以他以为，考成法固然提高了行政效率，却伤害了国家的“元气”。权衡之下，应该废除考成法，而用他的方法代替考成法。这种方法就是：要求官吏百姓守大节就是了，不必计较他们的微小过失。他认为，政令应该是忠厚的，不该如考成法那样严苛。

余懋学的主张是古典儒家“宽简”主张，乍一看，好像还有阳明学的思想。它把希望寄托在官吏百姓的道德修养上，自动自发地去致良知，遵守法令。这样一来，外在的严密法规就成了摆设。可问题就在这里，没有人愿意自动自发去致良知。官员们违法乱纪，推诿塞责已成常态，仅仅靠道德说服教育无济于事，必须要有严格的督促和检查，否则，整个国家就会毁在这群王八蛋手里。

张居正也承认致良知的重要性，可在致良知之外，必须要有外在的约束。王阳明也是承认这点的，所以他才苦口婆心叮嘱弟子们，要严格遵守法律，因为那些法律都是在大多数人认可的前提下被制定出来的，制定这些法律的人本身就在致良知。

张居正看到这里，心里失笑道：“这是愚蠢书生之见。”

再接着往下看，他就笑不出来了。余懋学说：“当今天下，有太多人谄媚张居正和冯保。无论是边防有了胜仗，还是完成了国家工程，论功行赏时，六部长官总是把张居正、冯保列在首位，赞颂他们指挥有方，为他们请求奖赏。”

余懋学认为，内阁、司礼监作为内外最高机构自有贡献，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但不能把所有功劳都往这两个部门的领导人脑袋上扣，弄不好会让他们得颈椎病。况且，长此以往，受吹捧者一旦习惯了阿谀奉承之词，就会骄傲起来，再也听不得逆耳之言。有识之士看不惯这种肉麻，会鄙视受吹捧者，那受吹捧者的威信终究会一落千丈。

张居正震怒，因为余懋学说的是事实，这几年来，他的确收获了无数的谄媚。他其实另有想法：集权于内阁，就要把内阁打造成不可侵犯的圣地，他是圣地的主人，必要收获权威和鲜花，这没有什么。

余懋学的结局可想而知：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余懋学掀起的风浪不大，更大的风浪在后面，这就是刘台事件。

刘台越权报捷

1575年冬，辽东暴雪狂风，如关羽砍人时的青龙偃月刀。总兵李成梁站在沈阳城上，眯起双眼，瑟瑟发抖地盯着西北高地上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