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十四年规定开原马市每月初一至初五开市一次；广宁马市每月二

成化十四年规定，开原马市每月初一至初五开市一次；广宁马市每月二次，分别为初一至初五、十六至二十。万历时开市日期日益增多，交易数额日趋扩大。各少数民族来市马者，将马匹及其他货物赴官验放后，方准入市交易。所市之马，永乐初分上上马、上马、中马、下马、驹五种，马价不一，上上马一匹值绢八匹、布十二匹。永乐十五年重定马价，上上马值米五石、布绢各五匹。东汉摇钱树官市外许私市，汉族兵民可以农具、服饰、粮谷、铁锅等交换少数民族的马、牛、羊、毛皮、人参等。市官征收“马市抽分”，作为抚赏之费。官市除按马等付马价外，还按来市少数民族首领职位的高低，另给不同的抚赏，以示“羁縻”。

宣大马市为笼络日益强盛、不断扰掠的瓦剌，明政府于正统三年四月设大同马市，厚加接待。十四年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政府削减马价，大举南犯。明英宗朱祁镇亲征，兵败被俘；大同马市也因此中断。嘉靖三十年，鞑靼强盛，俺答汗扰掠边境，明政府为与俺答议和，仿辽东例，四月在大同镇羌堡、五月在宣府新开口堡开马市，专待鞑靼，但作用不大，因于次年三月关闭。隆庆四年()十月，俺答之孙把汉那吉降明。次年俺答汗受封为顺义王，宣大总督王崇古因请再开宣大马市。当年五月至八月先后在大同得胜堡、宣府张家口堡、大同新平堡、山西水泉营堡分别开马市，以银购马，另有抚赏甚厚，宣府、大同一带得以稍宁。

茶马

以官茶换取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少数民族马匹的政策和贸易制度。宋神宗熙宁七年()行茶马法，于成都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主其政。明洪武四年()，产部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又特设茶马司于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事宜。茶马司初设令、丞。十五年改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三十年又改设秦州茶马司于西宁(今青海西宁)。明初还曾设金牌信符，作为征发上述少数民族地区马匹的凭证。明朝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由于茶是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明统治者严格控制茶叶的生产和运销，并严禁私贩。以茶易马，在满足国家军事需求的同时，也以此作为加强控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和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策略。后来随着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流的发展，民间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进行贸易。永乐时，明政府一度稍弛禁令，听凭商人与少数民族市马，但为时不久，又严加申禁，并恢复已废的洮州茶马司，设立甘肃茶马司于甘州(今甘肃张掖)。成化时，民间茶马贸易日趋频繁，巡茶御史屡出，茶多私运出境，而马至日少。于是弘治时被迫开放商营贸易，召商中茶。弘治三年()出榜招商，给引于产茶地方收买茶叶，运赴指定茶马司，六分商卖，四分入官。此法一行，私茶出境一发不可遏止，好马尽入民间商人之手，而茶马司所得却只是中下等马匹；明朝官员将吏为了牟取私利，有的故意压低马价，以次茶充好茶，有的用私马替代番马，换取上等茶叶，致官营茶马贸易更加衰落。正德时宠信西藏番僧，特许西藏、青海喇嘛及其随从和商人例外携带私茶，明朝茶马贸易制度崩坏日甚。此后明廷虽时下禁私茶之令，又曾欲复金牌信符之制，但民间茶马贸易愈益兴盛，雅安、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等地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互市贸易的繁华场所。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内地与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

西商

中国古代商人集团。居于陕西和山西一带，故名。又称西客、山陕商人、秦晋大贾。明清时期，与徽商并雄，为当时两大主要商业资本集团之一。陕西、晋南都是著名的农业区，自然条件优越。明清时期的山陕商人，以此地的农业及其他资源为基础，逐渐形成巨大的地方商业集团，此后又与高利贷资本结合，出粟收息，发放母子钱，由是扩展为商业资本。

西商所经营的行业与山西、陕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陕西是中国西部交通的中心，又是古代著名的丝绸和瓷器贸易的必经之路；陕西的西、北部是明代鞑靼、瓦剌诸部的游居地；山西北部的大同、宣府一带，是明抵御鞑靼、瓦剌的重镇，故明代西部、北部边防需要的许多重要物资如布匹、粮食等，大部分经陕西、山西运给。明代政府为加强北方边防，又于明前期推行中盐法和茶马贸易。因此，明代山陕商人的贸易也就以布匹、粮食、茶、马、食盐等为主。其活动范围大致是输粟于边塞，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从而以陕西、山西为本据，往来于边塞、江淮、川蜀之间，构成有机的商业联系。此外，其商业活动还到达湖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辽东等地。青蚨剑（复制）山陕商人所经营的行业多为供应军需，相当部分是供政府的财政所需，与封建政府有密切关系，因此其所积累的商业资本大多不能转化为产业资本，而走上官僚资本的道路。进入清代以后，陕西、山西西北部作为军事消费地带的作用已经消失，许多山陕商人因而没落。但由于山陕商人所经营的布、盐等行业与封建财政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又与清政府结下不解之缘，除经营传统的商品外，又经营为清王朝所必须的洋铜的采买以及人参等贵重药材的贩卖。其活动范围远至蒙古、乌苏里、日本列岛等地，许多人直接从民间商人变成专门为封建政府服务的官商、皇商，与封建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同时，清代的西商在与高利贷资本的结合上也有加强，许多人都曾越省在河南、湖广一带放母子钱、青苗钱等。清代中后期，不少西商，尤其是山西商人的资本开始转向经营票号。票号的业务主要是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对象亦多是政府及其官吏。咸丰以后，清朝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款项往来，也多经山西票号存放汇兑。山西票号在晚清时期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货币信用机关。

山陕商人资本日益向官僚资本转化，是其业务成功的根本原因，但也使他们日益失去自己的独立地位，成为封建制度的附庸。因此，在清末的社会大变革中，山陕商人资本表现出浓厚的保守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新的发展，大部分山陕商人无法向近代资本家转化，因而纷纷没落，繁盛一时的山西票号亦随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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