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变法的第一条，是对残存的奴隶贵族世袭制度的最后颠覆。在经过了春秋末年的一系列动荡之后，传统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早已经日益萎缩，而西周时代传承下来的奴隶世袭制，就是他们最后一层遮羞布，凭借这个制度，他们在战国的早期，还能够保持表面尊崇的地位。世袭制的废除，使他们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彻底淡出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

与此同时，魏国用原本奉养这些社会寄生虫的开支，向各国招纳贤才，从此以后很长时间，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把魏国作为建功立业的首选。魏文侯统治时期的魏国，形成了英才荟萃的局面。

李悝变法的第二条，是对中国传统井田制度的最后颠覆。井田制度经过春秋时代的连续动荡，早已经名存实亡，也成为奴隶主贵族维护封建制度的一个口实。尽地利之教的实施，使魏国的土地面积在这一时期如滚雪球一般增长。传统的奴隶主贵族经济被彻底打破，大批原本属于奴隶主贵族的庄田，通过开阡陌的方式转入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的手中。魏国经济的全面转型，是在此过程里完成的。

李悝变法的第三条，影响更加深远。李悝制定的《法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法典，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方方面面的建制，虽然其内容在今天已经失传，但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它都是被后世各类学者推崇的法律典范。

第四条的作用，对于当时的魏国是最直接的。通过“武卒”制度的确立，魏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战国军事界，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即魏国的武卒战斗力，一度是整个战国版图上最强大的。这四条内容的实施，不但在当时成就了魏国的腾飞，也成为不久的将来，诸多变法家奔走列国，进行变法图强的内容范本。

强悍魏国横扫天下

作为战国时代最早的变法，李悝变法的效果是成功的。

在三家分晋的局面形成以后，三国中最早走上扩张道路的，是赵国和韩国，两个国家都企图乘着国家初兴的机会趁热打铁，尽可能地扩展地盘。但现实是残酷的，当魏国埋头发展的时候，韩赵两国在对外战争中处处碰壁，赵国多次被秦国击败，韩国更受到了齐国和楚国的夹击，立国没有多久，生存局面却陡然艰难了起来。

外战打不好，韩赵两国还想内斗，都想着兼并掉对方的土地。在魏文侯埋头发展的时候，韩国和赵国都曾经通过外交渠道找到魏文侯，提出和魏文侯合作，兼并掉对方的国土。对这些要求，魏文侯不但拒绝，更苦口婆心地劝说，提出现在三晋国家，当务之急不是内斗，而是集中力量，对外进行扩张。

从当时的局面看，魏文侯的眼光堪称长远：只要三家能够相互呼应，共同进退，就能在残酷的诸侯争霸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到了一千多年后的北宋年间，苏辙的《过秦论》中，也同样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只要韩赵魏三国是铁板一块，就足以挡住秦国东出的脚步，整个中国历史都要改写。

然而放在当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不是韩赵魏三国要阻挡秦国东出，而是秦国哭着喊着，不能让魏国打进来。

公元前419年，魏国开始了扩张之路，他们的打击重点，就是西面的秦国。虽然晋国已经成为“过去式”，但继晋国后崛起的魏国，依然延续了晋国时代对秦国的挤压政策。对于像秦国这样一个尚武成风、战争潜力巨大的国家，必须牢牢地把它堵在关中平原之外。一旦让它突破了关中平原的阻碍，对于整个中原诸侯国来说，那都是如洪水猛兽一样的灾难。

公元前419年，魏国首先在少梁筑城，和秦国边军拉锯，但出师不利，魏国虽然占领了少梁，却始终无法消灭秦军，和秦国之间形成了长期相持的局面。就在这关键时刻，魏文侯起用了一个名声不好的将军——吴起。吴起因为当年在鲁国的“杀妻”事件，一直都是正人君子眼中不齿的小人，但魏文侯用人用其长，就看中了他能打仗的优点。这个决定的效果立竿见影。公元前413年，吴起一举攻破了秦国的西河防线，击溃了秦国的西河守军，将整个西河尽数纳入魏国的版图中来。这场胜利在当时的意义非同小可，魏国占有了秦魏两国边境之间的战略要地，对秦国的战争主动权已经形成。对秦国而言，别说是东出进攻中原国家，只要魏国不来进攻，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西河的失去，引起了秦国上下的震动，咬牙切齿的秦国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西河，但光有决心是不够的，李悝变法多年以来的成果显现了出来，魏国凭借其远远优于秦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在战争中大打消耗战，借此来拖垮秦国。到了公元前408年，魏国不但占有了河西地区，更向北占领了陕西代郡，向南夺取了河南三门峡，秦国从关中进入中原的所有要道，至此完全被魏国堵死。秦国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收复西河的打算，转而在边境修筑堡垒，防御魏国的进攻。魏强秦弱的局面，成了战国初期双方实力对比的写照。

在压制秦国的同时，魏文侯也对南方的另一大强国楚国、东方的齐国进行了打击。公元前405年，趁齐国田氏宗族内部发生内乱的机会，魏文侯联合赵韩两国出兵，斩杀齐国军队3万人，占领了齐国物产丰富的鲁西南地区，特别是收复了齐景公当年占领的晋国重镇聊城。此战的胜利，使此时正在忙着“代齐”的田氏家族，再次选择了对魏国的暂时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