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论：）孟子说：“遵循上天的法则就会成就大事，改变就会消亡。所谓天道，就是遵循人的愿望。”

（是曰：）李寻曰：“夫以喜怒赏诛，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效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设上农夫欲今冬田，虽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于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人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桴鼓之相应也。”

（非曰：）太公谓武王曰：“天无益于兵胜，而众将所居者九。自法令不行而任侵诛；无德厚而用日月之数；不顺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无智虑而候氛气；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归过于时；敌人怯弱不敢击而信龟策；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设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地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以决胜败。故明将不法。”司马迁曰：“阴阳之家，使人拘而多忌。”范晔曰：“阴阳之道，其弊也巫。”

（正论：）李寻说：“如果凭一时的高兴或恼怒，而不是根据客观实际来赏罚，即使有尧、舜的智慧与仁爱，也不能使天下太平。谈论历史，必须是对现实有益，才算得上善于论古；谈论天道，必须对人的行动有所帮助，才算得上懂天意。如果高明的农夫突发奇想，要在严冬耕田种地，即使付出再多的努力，也不会长出庄稼来。这倒不是没有用心，而是违背了时令。”《周易》中说：“该终止时就终止，该行动时就行动，动静都不失时机，才有光明的前途。”《尚书》中说：“崇敬天道，上天才赏赐我们。所以过去的帝王尊重天地阴阳的变化，遵守四季的节令，而后才用良好的政策去顺应天时，因此祥和之气就会出现，这就像击鼓而有声响一样。”

（反论：）姜太公对武王说：“上天对战争胜负没有决定性影响，战争胜利的因素，将领的作用占九成。法令执行不畅，随意杀戮无辜；不用厚德待人而一味依赖阴阳术数；不根据敌军强弱，而寄希望于天命；不靠智谋取胜，而是依据天象好坏；不鼓舞士气，而祈求上天恩赐；不了解地形却埋怨天时不利；敌军畏惧却不敢出击，而是占卜测吉凶；士兵不勇敢却拜祭鬼神；埋伏不巧妙，而使敌人逃掉，以上这些，都是失败的原因。天地鬼神是看不见、听不到的，所以不能决定胜败，所以英明的将领从不这样做。”司马迁说：“阴阳家容易使人拘泥于行动，顾虑重重。”范晔说：“阴阳术数的弊端是装神弄鬼。”

古人所留传下来的文化道德，有好也有坏，所以我们应该慎重选择，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与我们的实际应用情况结合起来，合适的便继承和发扬，相悖的便弃之不用，这样我们才会更好地推动自身和事业的完善与发展。

知臣忠奸 治国之要

（是曰：）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下之邪正。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其怀邪，智益为害。”

（非曰：）夫人主莫不爱己也。莫知己者，不足爱也。故桓子曰：“捕猛兽者，不令美人举手；钓巨鱼者，不使稚子轻预。非不亲也，力不堪也。奈何万乘之主，而不择人哉？故曰：夫犬之为猛，有非则鸣吠，而不遑于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有猛犬之故。夫犬知爱其主，而不能为其主虑酒酸之患者，智不足也。”

（正论：）西汉人翼奉说：“治国之道的要害在于知晓下属的邪正。人如果诚实正直，有点愚笨也可以任用。若心术不正，越聪明反而越会坏事。”

（反论：）人主没有不爱自己的。那些不了解自己的人，是不值得爱的。所以桓子说：“捕猛兽的事，不能让美女去干；钓大鱼的事，不能让孩子去做。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无法胜任。一国之君又岂能不择人而用呢？以猛犬为例吧，它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它听到一点动静便狂吠不已，而且不分昼夜。这是自觉到极点的缘故呀。然而能不能说这样很好呢？从前宋国有个卖酒的，酒放酸了就卖不出去，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他家养的狗太凶。那狗只知道爱主人，却不知为主人如何卖酒，酒放酸了卖不出去，主人生活十分困难。这是因为狗的智力有限。”

作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不了解下属，就无法开展自己的工作，就更不要说做到知人善任了。只有先知道了下属有无才能，才大才小，而后才能根据他们的德才加以合理应用。所以，能够协调组织好所领导的团体，就会产生促进事业前进的巨大推动力。

为人处世 重在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