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卿说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无敌，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天下无敌’，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对曰：“今谓马多力则有之矣，若曰胜千钧则不然者，何也？夫千钧非马之任也。今谓楚强大则有矣，若夫越赵魏而开兵于燕，则岂楚之任哉？”

由是观之，夫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孔子小之；楚人不能伐燕，虞卿反以为强大，天下无敌，非诡议也，各从其党言之耳。不可不察。

孔子说：“人有各种各样的，错误也是如此。什么样的人就犯什么样的错误。观察某人的错误，就知道他是何种人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司马迁说：“以前管仲辅佐齐桓公时，九次与诸侯结盟，从而匡正天下，但孔子还是小看管仲，他曾说：‘管仲的气度太小了！’他认为在周室衰弱之际，齐桓公既然贤能，为何没在管仲的辅佐下成就帝王之业，而只是成就了霸业呢？”

虞卿游说魏王时说：“楚国是强大的，可说天下无敌。他们即将攻打燕国。”魏王说：“你说楚国天下无敌，现在又说想攻打燕国，是什么意思？”虞卿说：“如果说马有力气，这是对的，但如果有人说马能驮动千钧重物，就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千钧之重不是马能驮得动的。我说楚国强大是对的，如果说楚国能越过赵、魏去攻打燕国，那楚国怎能做到呢？”

由此可知，管仲辅佐齐桓公九次与各诸侯会盟，而孔子还小看他；楚国无法越过赵、魏去攻打燕，虞卿却说楚国强大，这些并不是胡言乱语，而是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地位和集团来说的。这不能不加以观察和区别。

人的才能有高有低，用人的目的就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如果大材小用，就会埋没了人才。孔子认为管仲有辅佐帝王之才，但他只是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所以才瞧不起他。但对于那些平凡的人，我们且不可犯求全责备的错误，最好应给予更多的谅解和宽容。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呢？因为身居高位的人一旦犯了过失，很可能就是致命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关系到全局的利益。只有给予更多的理解与鼓励，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才会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更杰出的成就。

本篇论述了社会环境对个人品德的影响。人们的品质和社会风气并不是人的本性造成的，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统治者引导的结果。统治者的引导会形成一种势，势一旦形成就难以抗拒。因此明君在位时，是太平盛世；昏君在位时，社会风气就会遭到败坏。古语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简言之，也就是上行下效，所以为人处世一定要做好表率。

时势之变 不可强逆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礼让焉。此数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势运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余则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物多则欲省，求赡则争止。”

《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争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者，有所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刑不能禁也。”故《庄子》曰：“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新语》曰：“近河之地湿，近山之木长者，以类相及也。四渎东流，而百川无西行者，小象大而少从多也。”

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礼让，未必礼让。夫势运者，不可不察。

世上有正人君子，也有卑鄙小人，更有推崇礼让之风的。但上述情况，并非都是出于人的本性，或事出有因，或形势造就。为什么呢？《文子》中说：“生活富足了才会相互退让，不足时就会发生争斗。退让产生礼义，争斗产生暴乱。财物多欲望就减少，得到的多争斗就会停息。”